我五岁那年，搬到父亲所在报社的家属院。我家在巷子里靠西边，东边的院子空着，高高地长满了草，夏天里会开出花朵，有风没风都轻轻曳动。我经常一个人溜进去，唱歌，跳自己编的舞蹈，像个原始人，体会那没有章法的快乐。
空院子朝东是某官员家，官员尚且客气，官员夫人却很倨傲。有几次我妈下夜班，推车经过她家门口，车轮碾着本来装得就不很稳当的水泥板路，咣当声惊动了她。她冲出来大骂，用词十分强悍恶毒，我妈也不是吃素的，也不懂官民差距，两人大吵一架，就此交恶。
再朝东就临近巷口了，住着王叔一家，他们家异常地安静，只是偶尔会飘出琴声，是他们家女儿在练琴。王叔是副刊编辑，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算得上高学历。有几回，我在我爸办公室里写作业，王叔闲闲地踅进来，丢过来一本《诗歌报月刊》或是别的什么，上面往往是他的新作，让我心气极高的老爸，也为之叹服。
王叔的妻子与他气质相似，身材高挑，面庞雍容又清秀，我爸老说她像个朝鲜族人，大概指她身上那种没有烟火味道的清爽吧。
在当时普遍鸡飞狗跳的生活中，王叔一家活出了某种优裕的规整，我本能地有一种距离感，远远看见了心里也会犯难，不知道该不该像对别的叔叔伯伯那样打一声招呼。我隐隐感到，他看不上这些俗世规矩，况且，许多时候，他的眼神也是飘忽的，我就是打招呼，他也看不见吧。
这种状况到我十四岁那年被打破。那年我读初二，学习成绩一般，唯有作文写得还行，青年节前，班主任嘱我写首诗在学校的庆祝活动上朗诵，我花了一节数学课的时间，写了出来。
在家里试着朗诵时，被我爸听到了，他当然认为这是一首佳作，但残存的理性告诉他，还是应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意见。他拿着这首诗，来到王叔家，王叔看完后，说：“不错，不错”。
这让我爸更加兴奋，说王秋生向来眼高于顶，能说两个“不错”，那一定是真不错。又过了几天，我爸说，王叔让他转告我，把那首诗誊抄给他，可以在副刊上登一下。
那是我发表的处女作。我心中感谢王叔，却还是很畏惧他，要不要打招呼这件事，比以前更加困扰我，但无疑，我写作的热情提高了，开始在闲暇时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。
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对于三十岁的向往，以我如今四十岁的高龄，看三十岁的姑娘都是少女，但在我十四岁的时候，却觉得三十岁的女人，已经饱经沧桑，只是那沧桑是美丽的，因此让我向往。
我爸作为第一读者读完，完全找不到北，只好又拿去给王叔看。在我爸回来之前，我心里一直是忐忑的，我想他会怎么说呢？矫情？无病呻吟？大人不会懂这种感受，何况，我自己也觉得，我有意无意地将某种情绪放大了。
我爸很快就回来了，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王叔家。当着我的面，王叔嘲笑了我爸审美落伍，说他不能看懂这种文字里的“情怀”，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，让我拿回去看看，其中有两本是三毛的，还有一本都德的《磨坊笔记》。
像是一个新世界就此打开，我的阅读和写作，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，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那些不易出口的心事，言过其实的情绪，以及突兀得不合乎语法的表达，王叔都能看出好处来。有的，他还会拿去发在报纸上。
此外，王叔还有一种读书人罕见的慷慨，经常把自己才买的书借给我看。我最初看到《文化苦旅》，便是在他这里，虽然如今的余秋雨毁誉参半，但在当时，在国内的散文家里，的确无有出其右者。
即使到今天，我仍然愿意把《文化苦旅》推荐给中学生，他的某些姿态的确是装了点，但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有许多情怀，是先从“装”开始的，装着装着就成真的了。就像当年我们读《红楼梦》，一大半兴趣来自于可以将自己代入成林黛玉，不管怎样，先进去就好，总是要有进得去出得来这样一个过程。
有时，王叔也不是很认真地荐书，但三言两语中就能让我有种领悟。比如他说杜甫好，我原本是喜欢王维和李白更多一点的，对于杜甫，只知道《石壕吏》这些政治正确的“史诗”，但王叔将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随口一念，我也顿感惊心。
如今想来，并非是王叔念得有多好，而是，相对于课本，我对他的信任度高得太多，那种信任，还原了被课本屏蔽掉的杜甫的好，我后来又将杜甫许多诗句读进了心里，到现在，他都是我最爱的诗人。
王叔也跟我说鲁迅好，也是随口念出几个句子，我曾经有口无心地背下来的句子，被他念出了奇妙的质感，我再去看鲁迅的文字，果然如香菱学诗所形容的，仿佛舌尖上有个几千斤重的橄榄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读鲁迅读得如醉如痴，如今看鲁迅，不再全盘接受，但我依然爱他金钩铁画般的文字，感谢王叔，让我早早感受到那种美。
太和的作者苗秀侠，就很羡慕我这种近水楼台，虽然，她同样受益不少。
我见到苗秀侠是在某天晚上，王叔亲自过来喊我，说，苗秀侠来了，你来见一见吧。
我知道苗秀侠这名字。她原本是太和县的一个农村姑娘，天生灵气，一边务农一边写稿，被王叔从无数作者中发现，极为激赏。他才不在乎发稿节奏什么的，有段时间，几乎天天有她的稿件见报。在当时，地方报纸副刊的影响力惊人，连地委书记都注意到这个“会写”的女孩子，特地坐了车去看她，还帮她解决了工作。
那晚出现在我眼前的苗秀侠，相貌与笑容都很朴实，和我见过的其他村姑并无太大差别，只是一谈到阅读和写作，她的眼睛里立即呈现出某种光彩。她羡慕我住在王叔家隔壁，说：“如果是我，我不睡觉也要把那些书全看完，王老师信里提到的很多书，我们那小地方都买不到。”
“能看书多好啊”，她抬起头，望着天花板说。我能够想象这句话背后的内容，能看书，就能最大限度地打开自己的七情六欲，现实退场，幻象自动浮现。那时还不流行“穿越”这个词，阅读，却能让我们不依靠任何装备，就从当下，穿越到想去的地方。
这，或者是王叔对于我们最大的帮助，他教会我们自在地写，也教会我们把时间放在读什么上。我再大一点的时候，他又对我说，不要再读三毛了，其实她有一点矫情。他交给我的书，是《异端的权利》和《人类的星群闪耀时》。有时，他也会把最新出的《读书》交给我，说里面有篇什么什么文章，你可以看看。
他不只是这样待我，那几年，小城里但凡写得好一些的作者，都会被他所注意，我常常会听他愉快地说起，谁谁写得不错，虽然俗了一点，但那种俗有俗的好；谁谁读书很多，笔法艰涩，但像书法里的枯笔，也是一种美。他的那种孜孜然，超出了一个编辑的本分，我不知道，是什么，让他乐此不疲。下面县市的作者经过小城时，甚至都住在他家里。
但他对我和苗秀侠，又是不同的。苗秀侠后来嫁到南方，任性地放弃工作，几年后，她携夫君归来，想在小城找份工作，王叔十分上心，与其他朋友合力，帮苗秀侠落下了脚。而我，在1999年底，感觉很难在合肥生存下去，给王叔打电话，想回小城到他手下谋个生计——他时任某周刊总编，却很坚决地说，你不要回来，你回来干嘛？
在当时，我是有点怨艾的。数年后，才觉出他的用心良苦，我与苗秀侠不同，苗秀侠拖家带口，有个地方容身是当务之急，我只身一人，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点呢？我感谢他当时坚定的拒绝。
这几年，我跟王叔见面不多，他偶尔会发来邮件，跟我推荐，某个作者不错，你可以关注一下，有时，还会转一些文章给我。我一向很头疼亲朋好友转稿，大多都写得很可怕，唯有王叔不同，那些作者都不与他沾亲带故，他是真的觉得好。
还有一次，他途经我家，同行者为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姑娘，他说这小姑娘擅长写剧本，他带他们去找他的一个同学，看看能否有更多机会。我心中失笑，在这个女孩身上，我看到当年的自己。
有次参加省作协会，来自于吾乡的几位作家，大多都曾得王叔指教，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城里，他算得上一位燃灯者。我不知道，是什么，让看上去疏淡的他，有这样一份热情，在这样的时代里，他的热情，甚至有一种古意。
我庆幸我在那条巷子里遇见王叔，在人的一生中，有许多次遇见，遇到友谊，遇到爱，遇到懂得，遇到崇拜……遇到一个领路人尤其重要。
在如吸墨纸一般，随便吸收个什么就能晕染得一塌糊涂的年纪，遇到一个有水准可信任而且还助人为乐的人是多么好，他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看过的云，起伏过的心思，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某个起点，你一下子就站到那里，然后走下去。
而王叔最让我敬重的地方是，他总希望，有一些人，能走得比他更远。 （闫 红）
